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档案馆是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不会有大量的图书。但是，当你走进汉中市档案馆后，这个观念可能就会改变。在这个档案馆二楼三百多平方米的库房内，两万多册图书资料排列整齐，汗牛充栋，琳琅满目。其实，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和档案是一体的，甲骨文、金石文字、竹简木简等，都具有文献和档案的双重属性。因此，这些丰富的古籍，亦可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档案。
迈进书库，首先进入你视野的，是一排排新印古籍。上世纪80年代汉中地方政府斥资5万元购置的一套1500册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如今除了国内主要图书馆和部分高校图书馆，市场上已经很难见到，整个汉中市境内也仅存3套。这部渗透着众多读书人的心血和期盼、命运多舛的珍贵文献原件，如今静静地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当年它自北平故宫向南转移过程中，曾短期存放于与今天的汉中市档案馆咫尺之遥的汉中府文庙大成殿故址。几十年后，其复制件回归故地，使人庆幸之余，更添欣慰。此外，“前四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二十二子》《四部丛刊续编》《四部精华》，这些读书做学问必备的传统古籍，也一一映入眼帘，向你展示她的魅力。
作为一个地方国家综合档案馆，在图书资料收藏方面，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地方历史文化文献。在这里，你可以见到清人刘於义、沈青崖修纂，雍正十三年（1835）刻印，向以“搜罗丰富，考证严谨”著称，被收入《四库全书》的《陕西通志》的身影；也可以领略明嘉靖、万历《陕西通志》，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的风采。汉中传世的四部府志，即明嘉靖《汉中府志》，清顺治《汉中府志》、康熙《汉南郡志》、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前一部的电子版、复制件，后三部的电子版、整理本，在这里都能见到。一部57巨册的《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汇集了远至北宋、近则民国，主要是明清两代陕西的170部府、县、州、厅旧志，其中就有北宋熙宁《长安县志》，明正德《武功县志》、嘉靖《渭南县志》、隆庆《淳化志》，清康熙《汉阴县志》等稀见或著名地方志。一部47巨册的《中国西南地理史料丛刊》，收录了上起汉唐，下迄民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文献中难得一见的钞本或稿本，与汉中及蜀道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蜀鉴》，清康熙年间刻本《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乾隆五十九年刻本《云栈纪程》、嘉庆十九年刻本《华阳国志》、道光五年刻本《蜀輏日记》、道光十年刻本《三省边防备览》、同治七年刻本《使蜀日记》、光绪十二年刻本《禹贡黑水考》，日本明治十二年（1879）刻本《栈云峡雨日记》等珍贵历史地理文献囊括殆尽。
如果说新印古籍主要向人们提供了阅读和利用方便的话，汉中市档案馆的1万余册木刻、石印线装古籍，2000多块木刻板，则主要体现了其文物和收藏价值，被称为“镇馆之宝”。这些从原汉南书院接收的珍贵文献、文物，从消毒、除尘、鉴定、分类，到装盒、编目、印刷文字介绍，断断续续用去了档案馆一班人七八年的时间，也让他们尝到了收获的喜悦。这些古籍，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各大部类，刊印时间跨越明清近代，印刷技术包括木刻、石印，甚至还有少数铅印本。在这些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颜色蜡黄甚至纸张破损的一卷卷经典中，你可以见到各种版本的《周礼》《礼记》《论语》《孟子》《说文解字》等“经书”，《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孔丛子》《新语》《独断》《盐铁论》《文中子》等“子书”。这里的“春秋三传”、《仪礼注疏》《竹书纪年》刻本均在5种以上，《周易注疏》《毛诗注疏》《皇清经解》《国语》、“前四史”、《白虎通》《史通》《康熙字典》等则有3种刻本。这里有不易保存完整的《二程全书》《朱子语类》《船山遗书》《十一朝东华录》《方望溪十六种全书》《古文辞类纂》及其《续纂》等文史哲名著；有影印本《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和《曾文正公奏议》《左文襄公奏疏》这些准第一手历史资料；有王应麟《困学纪闻》、王念孙《读书杂志》、孙诒让《札迻》、朱亦栋《十三经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等重要学术笔记；有题名梁刘勰《新论》10卷（清光绪三年刻本）、清李兆洛编《骈体文钞》31卷（同治六年刻本）、芦泾遁士撰《求己录》3卷（光绪十五年刻本）、“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晚翠轩词韵》（民国15年石印本）等稀见古籍；有《渊鉴类函》《青照堂丛书》《乾坤正气集》《关中丛书》《湖北丛书》等大型类书丛书。其中清李元春主编、道光十五年（1835）刘振清校刻本《青照堂丛书》，共收书籍97种，经史子集典籍和近代科技读物无所不包，内中屈复《楚辞新注》、刘学宠《史编杂录》、盘峤野人《居官寡过录》、汪份《黄河考》和李元春自己的《经传摭馀》《日知录史论》《史汉通鉴注正》《台湾志论》等看起来影响力不大的著作，在今天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清顾沅、潘锡恩等编选、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乾坤正气集》，蒐集自《楚辞》至明中叶“成仁取义，视死如归”的101位“忠臣义士著作”574卷 ，集内诸公“皆得天地之正气，为斯世斯人之楷模”，是弘扬高尚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范本。《乾坤正气集》《青照堂丛书》至今未见整理出版。
汉中市档案馆收藏的线装古籍，以清同治以后刻本居多，但也有明崇祯十三年（1640）刻本《史记》、姑苏萃古斋书房发兑明汲古阁藏本《说文解字》等珍稀版本，大部分版本刻工精细，印制精良，有的套红印刷，代表着当时印刷术的最高水平。清道光戊申年（1848）据宏盛堂藏板新刻的志远堂主人辑《礼记易读》4卷，于正文中套红夹印点评，正文上半页有硃套疏解，墨色清晰，红色鲜艳，使人赏心悦目。此外，保存完好的2000多块《大学衍义》《二曲集》《汉南续修郡志》等典籍的木刻板，根据《光明日报》的相关报道，已成为珍贵文物。可以说，汉中市档案馆的这些收藏，不单是经典古籍的荟萃，也是我国明清以后印刷术发展演变的真实反映。当有人在观瞻时谈起上述宝贝的市场价格时，工作人员总是说：“我们的责任是保护好这些古籍，让它最大限度地传承文化、服务社会。至于其市场价值，不是我们所特别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