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都流着“它”的血。

“它”是谁？“它”就是当年在战火中颠沛流离，于西安临时合并建校的“西安临时大学”，后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西北大学大礼堂——贺瑾摄）

在西北大学老校区的大礼堂门口，有一块不大的石碑。黑色的碑体上，镌刻着由东北大学老校长张学良题写的几行大字——沈阳设校，经始为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 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张学良题写的石碑——贺瑾摄）

这个年代久远的大礼堂，是战时我国第一所流亡大学——东北大学与战时规模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之一——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的办学地。它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两次重大变迁，也目睹了几代中国高教人在国难期间不畏艰险、播撒教育火种的感人故事。

记忆拉回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经历战火纷飞的六年多，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少年强则国家强，而当年的国家危在旦夕，培育人才的高教系统受到很大的冲击，国家面临着根基沦丧的空前灾难，不少大学开始大迁徙。陕西的高等教育极为薄弱，1902年创建的陕西大学堂几经改名，也不过只是一根独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护高校西迁与改变西北地区落后的教育状况，不谋而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个复杂的综合体诞生了。

战火中的西北联大故事

建校初西安有三个分院

1938年2月10日，当时名为西安临时大学，全校学生总共有1472人。分为三个学院，校本部、第一院（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在西安城隍庙后街四号；第二院（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学系、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在西北大学老校区；第三院（法商学院三系、农学院三系、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在北大街通济坊。

（网络图片：位于通济坊的第三院）

南迁之路 难于上青天

华北战场失利，太原失守后，日寇窜抵晋陕交界的黄河风陵渡口一带，与潼关仅一河之隔，西安东大门告急。西安临大被迫南迁汉中，全校一千多位师生，编为1个参谋团，1个大队，下分3个中队，每个中队500—600人，先乘火车西行至宝鸡下车，再徒步，过渭河、渡柴关、涉凤岭，翻越秦岭到达汉中，全程近500公里。

（馆藏照片：1938年3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迁陕南途中）

据当时的一位学生回忆：在当时开往宝鸡的火车里，车厢里堆满行李，大伙就趴在行李上，还有说有笑的。徒步从宝鸡去汉中的路上，学校还专门请来四位好汉，腰里别着盒子炮，护送我们。我们在栈道上步行了十三天。那时南迁的学生们，每人自备背包一个，草鞋两双，二人合组轻便行李一件。以沿途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强身健体为目标，带着任务却很乐观。出发前，带了8000多斤锅盔，把西安城里的咸菜都买空了，一路当干粮吃。

（馆藏照片：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翻越秦岭南迁途中的第一中队，包括220名女生）

最终，南迁的校址选在了城固县和沔县，医学院设于南郑，临大改称联大，后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在城固上课但指定西安为永久校址，战后迁回西安。

屡遭轰炸的西北联大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尽管已经南迁避难，西北联大的各个学院在炮火中依旧命运多舛。

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学生回忆：南迁时每个队就发了几只枪，学生们白天用它抓野鸡，晚上防狗熊。等将校址定在城固后，经常会传来警报声，那时的警报声是“铛铛”的敲锣声，陕南山多、坡多、沟多，学生们安慰自己说：“到处都是天然的防空洞，等敌人的飞机来了我们就下到沟里，等他们来炸吧。敌人就是会炸文化机关，重庆大学听说又炸了，他们也不想想，我们不是怕炸的。”过了十几分钟，“铛铛”的警报声又来了，有五架飞机在头顶飞过，一会警报解除，大家又去看自己的书了。

国立西北师范大学的学生也说：“当飞机在头上飞的时候，炸弹和机枪的声音，就会相继而来。虽然警报频传，但我们的课外活动不受影响，组剧团、排节目，课余之暇大家都努力作救国工作。”

（馆藏照片：曾是于右任和杨虎城等筹建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学楼，后国立西北农学院合并于此，1941年曾遭日机轰炸）

（馆藏照片：1940年8月30日，1941年8月5日，1941年11月30日，国立西北农学院相继三次遭日机轰炸）

（馆藏照片：1939年5月6日、7日，敌机轰炸国立西北医学院，杨其昌教授与四年级学生栾汝芹被炸身亡）

就如学生口中所讲，敌人最爱攻击文化机构，南迁后的西北联大，再到后来分离的国立西北大学以及其它一众专科学校、学院等在炮火中度过了1938——1944的六年时间，此间汉中遭日机轰炸30余次。

本期部分内容来源于2018年12月由省档案馆（局）编纂，西北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档案史料选编》。更多精彩内容，书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