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市档案馆珍藏着这样三份关乎一个人、有优抚、有关怀、在当时还减公粮的连续性档案。
第一份档案是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给时任陕西省政府副主席、中共陕南区党委书记张邦英的函。函中写道：按傅先生为立功而牺牲，应予适当照顾。除电成都军管会帮助买棺木运回城固外，本部发给去成都之家人路费30万元。据云现其家属负担重，靠卖地维持，如生活困难，请予帮助。
第二份档案是汉中分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在1950年3月27日给成都市人民政府的公函，函中恳请当地政府协助家属搬运傅鹤峰先生的遗体。
第三份档案是陕南区主任公署张邦英在1950年4月23日给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王部长，任、吴两位副部长的回复函，函中写道：傅鹤峰为立功在成都遭胡匪杀害，为了照顾其家属，由城固县人民政府给傅先生家庭减轻公粮贰石柒斗。
1958年7月15日，政府还给傅鹤峰的家属颁发了以毛主席名义签发的为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赫然写道:“傅鹤峰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那么傅鹤峰何许人也，为什么会有如此殊荣和照顾呢？这个呀，我们档案人最知道！
让我们把时光追溯到清光绪二十一年。那一年，傅鹤峰出生于陕西汉中城固县东原公村一个大户人家。他自幼读私塾，二十岁时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科，1920年北师大毕业后，随即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先后在安徽第一中学及贵池师范、陕西省立第三中学、第二女子师范等学校任教。1924年，受陕西省教育厅委派，回汉中创办陕西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并两次任校长。
1931年秋，傅鹤峰赴南京，在于右任领导的监察院任秘书处总务主任。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武汉，傅鹤峰亦随监察院迁至汉口。1938年初，傅鹤峰离开监察院返回西安，被陕西省抗敌委员会聘为民众动员督导员，随即赴家乡汉中宣传动员民众抗敌。4月任汉中警备司令部秘书。1939年春，到十六军供职于董钊军部任秘书。傅鹤峰当年在陕西省立三中任教时，他的学生董钊因率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立下战功，董钊被提升为第十六军军长。董钊对傅鹤峰很是尊敬，称他为傅先生。
当时，我党考虑到傅鹤峰爱国爱民的热忱和与董钊的关系，以及董钊与胡宗南之间的矛盾等有利条件，经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批准，同意他前往汉中，宣传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方针政策，伺机劝说、策反董钊弃暗投明。那时傅先生已是年逾半百之人，但他愿为家乡早日解放效力，便挺身而出奔赴汉中进行策反。1949年9月中旬，傅鹤峰冒着生命危险，向还是敌占区的汉中出发。他到达宝鸡，由解放军专门护送他到两军分界线凤县后，便徒步翻越秦岭，跨过敌军的封锁线，于10月2日抵达汉中。傅鹤峰与董钊相见后，当晚被留宿董府。他向董钊转达了西北局党政军领导人的口信，劝董钊不要南撤，伺机率部起义，两人密谈直至深夜。第二天胡宗南以向中央国民政府述职为由，将董钊调往广州，策反工作中断。傅鹤峰便立即移住教育界老友、时任汉中师范学校校长熊文涛家中，他向汉中各界老友介绍了西安解放后解放军的纪律严明、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等真实情况，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给朋友们特别是给教育界人士带来了迎接新中国的希望和信心，并使反动派动员学生入川的人数大为骤减，为汉中的顺利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不幸的是，傅先生的活动及言行被胡宗南的特工觉察。1949年10月5日深夜，敌人以栽赃诬陷的伎俩制造了隔壁棉花店纵火案，借查户口为名逮捕了傅鹤峰，并对他实行了刑讯逼供等非人的折磨，但他始终严守机密，绝不吐实。11月20日，敌人将傅鹤峰蒙上双眼，戴上镣铐，押往四川绵阳。12月2日押往成都。22日晚，傅鹤峰等人被活埋于成都西门外金牛坝，年仅54岁，距汉中解放的日子，仅仅17天。
牺牲在汉中解放前后的党员、进步人士还有很多很多，罗煜、张国宪、马子实…他们面对生死抉择，坚守信仰，没有变节偷生，依然慷慨赴死，无怨无悔地为家乡解放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他们的故事，档案不会忘记、山河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家乡人民更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