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文物中的档案故事”为大家讲述了来自宝鸡千阳的“虎头帽”的历史由来，档案的记载让其有了上千年的传承，在不久前的冬奥会上再放光彩。

本期栏目继续虎年说虎，聊一聊在军事上有着重要作用的文物——“虎符”的档案故事。

虎在我国很早就成为图腾文化的代表，也是古代人表达对大自然崇拜的象征。在中国的历史上，虎多因勇猛而常与军事产生联系。

“虎符”就是我国古代用于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兵符，因其形似老虎而得名。“虎符”由左右两半组成，各自的铭文完全相同，右半由中央保存，左半则发给统领军队的将领，调动军队时，由君主或皇帝派出的使臣将符两半相合，方能调兵。

中国的三大“虎符”，据考证，其中的两个均源自秦朝。

一为“阳陵虎符”，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秦始皇调动军队的凭证。据说它的发现颇具戏剧性，在抗战期间，大文豪郭沫若一次在重庆逛街，突然发现一地摊上有个铜虎，出于好奇便拿起来看看。对文物有特别研究的他意识到这应该是古代的兵符，便花钱买下，这样一件极为罕见的国宝级“虎符”就被发现了。“阳陵虎符”是用青铜铸成，呈卧虎状，可中分为二，虎的左右颈背有相同的错金篆书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调动军队时，使臣自皇帝处取得右半符，到阳陵（今咸阳市东）与左半符验合，方能发号施令。这里可以看到，铭文中称“皇帝”，而中国是在秦始皇之后才开始将统治者称为皇帝的，此前都称之为君或王，由此可推断出此符是秦始皇时期所用。

二为“秦杜虎符”，是1973年在西安郊区山门口公社发现的，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高4.4厘米，长9.5厘米，厚0.7厘米，背面有槽，颈有一小孔，虎作走动形，尾端卷曲。

错金铭文九行、四十宇：“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杜”是秦的杜县，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凡兴土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铭文内容前半部分与“阳陵虎符”相似，比较特别的是铭文的最后一句，意思是：如果军情紧急，不必等会符，可以举烽火报讯，立即行动。“秦杜虎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虎符”实物。

第三个为新郪虎符 ”，《辞海》对“新郪虎符”有这样的注释：战国晚期秦国颁发给驻守新郪将领的兵符，也有说其是汉淮南王刘安使用的。青铜制，通长8.8厘米、前脚至耳尖高3厘米、后脚至背高2.2厘米，重95克，伏虎形，前后脚平蹲、头前伸、耳上竖、尾上卷，可分左右两半。有错金铭文四行，“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事，虽母会符，行殹。”大意同其他两个相似，最后加了一句如果遇到火灾险情，即使没有王府的兵符，也可以调兵。它的发现也很有意思，光绪末年，文物商人范寿轩在大街上看到几个孩子拖着一件虎形的铜制品，便给了孩子一点糖果钱买下，便是这“虎符”了，后几经买卖，现由法国巴黎陈氏所收藏。

此外还有出土于陕西省凤翔东（秦国最早的首都），现藏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金“虎符”，这件“虎符”体型较小，高2.3厘米，长4.8厘米，重35.6克，仅存半符，没有铭文，于是不能准确地判断它究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用品，还是出土地秦国最早的首都雍（今陕西凤翔东）的用品。

据传，在秦之前的战国时期还发现过“玉虎符”和“铜鎏金虎符”，这两件“虎符”都没有留下太多值得考证历史的文字资料（可见档案文字的记述是多么重要）。

秦之后的汉代“虎符”上的铭文大多刻于虎背上，采用错银书，字由中间剖开，因此只有两个半符的字完全相合才可发兵。但在汉代，要发兵除了对验“虎符”，还需要有“玺书”或“诏书”。“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

在汉代之后，“虎符”作为兵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隋朝的“鳞”、唐代的“鱼符”“兔符”“龟符”（为了避开唐先祖李虎的名讳）、北宋的“牛符”，直到南宋才重新使用“虎符”。后来蒙古和辽国以及元朝，使用的兵符都是“虎头牌”，到了明清，“虎符”也偶尔出现，但是兵符的种类较多，既有“虎符”也有调兵牌等。